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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学森在北京的地理坐标:三岁开始京城生活

发布时间:2022-08-25 11:58:56

  钱学森在北京的地理坐标:三岁开始京城生活11月1日,京城迎来了近十年来最早的一场雪。这场雪来得奇特,起初是雨中夹着细细的雪丝,不久竟飘起鹅毛大雪。我因为有事,在这样的天气里还要外出,当我举着伞,顶着凛冽的寒风,在雪中艰难地行走时,我的手机响了。我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接听电话,电话另一端是友人急促的声音:“钱学森昨天去世了。”“啊?”我惊讶地叫出声来,这消息就如今天的飘雪一样令人意外。“钱学森?”我迅速地在记忆中搜索着有关他的信息,他是我国的导弹之父、航天之父、一个爱国的科学家,其他的信息就搜索不到了,此时我才发现,自己对他的了解竟然如此之少。

  雪依旧在下,我顾不得许多,临时改变了行程,折向了图书馆,我要到那里去寻找更多的有关钱学森的信息。在图书馆的书架上,有关钱学森的书籍只有那么寥寥数本,我匆匆地将其揽入怀中办好借书手续。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,借着车厢的灯光,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了书。翻动的书页中,钱学森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展开,我深深地被他的爱国故事感动。公交车颠簸着行驶在飞雪中,此时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在穿越时空,目睹钱学森近一个世纪的精彩人生。

 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浙江杭州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,结束了清王朝,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。而钱学森正好生于这一年,我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,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,同时也诞生了即将开启中国航天事业新时代的先驱者。

  钱学森的家族是名门世家,历史上群星辉耀。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曾经留学日本,后来投身于教育事业,富于爱国之心。1914年,钱学森3岁的时候,父亲钱均夫到北平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,于是钱学森的全家由上海迁到北京。

  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就设在清学部的旧址,即现在宣武门内大街西侧的教育街里。而教育街也因为街里设有教育部而得名。然而时过境迁,原来气势轩昂的教育部,如今已是一家外事饭店。因为父亲钱均夫在教育部供职,于是钱家就选择了离教育部不远的宣武门外一带居住。

  据钱学森回忆,“在北京,他家住在一条很深很深的胡同里。门洞两侧是青灰色的砖墙。两扇漆黑的大门上钉着两个很大的铜环,然而大门里面是一座敞亮的四合院。在院子中央有一个大鱼缸。”从钱学森的回忆中,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个他童年记忆中的小院。晚年的钱学森回忆,“我自3岁到北京,直到高中毕业离开,1914-1929年,在旧北京呆过15年。中山公园、颐和园、故宫,以致明陵都是旧游之地。日常也走进走出宣武门。北京的胡同更是家居之所,所以对北京的旧建筑很习惯,从而产生感情。”

 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,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活动,而日本人趁机提出了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,整个社会极不安定。虽然外面的社会如此动荡,但是钱学森家的小院却如宁静的港湾,给了钱学森一方净土。在这个小院子里,钱学森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、识字。每天清晨,不用母亲督促,自己按时起床。早饭后,就开始跟母亲背诵唐诗。累了,就读一些儿童读物。下午,或者画画,或者练习毛笔字,每天如此,从不间断。看到这里,我不禁掩卷深思,从钱学森每天学习的时间表上,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闲暇的时间去玩耍,而此时他只是一个4、5岁的孩子,竟能如此勤奋地学习。我记得有句名言说:“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,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。”我相信钱学森日后的非凡成就,与他从小养成的勤奋习惯是分不开的。

  1917年9月,钱学森来到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读初级小学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就是现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前身。

  实验二小成立于清宣统二年(1909年9月19日),算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了。这所百年老校迄今培养了近2万名优秀学子。学校发展之中几易其名,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、国立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等等。学校也曾几易其址。现在的实验二小校址在新文化街里,分为东西两个校区。东校区就在原来的克勤郡王府里。西校区隔着闹市口大街宽阔的马路与东校区遥遥相望。

  师大附小时期的钱学森读书勤勉,又聪颖过人。他与同学们玩纸飞镖时,每次比试,总是钱学森的纸飞镖扔得最远,投得最准。同学们很奇怪,向钱学森请教,钱学森说:“飞镖要折得有棱有角,非常规正,这样投起来空气阻力小。”同学们恍然大悟。钱学森小小年纪,竟然悟出了这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,令当时的老师和同学惊叹不已。其实我想这也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钱学森做事严禁一丝不苟,一般小孩子折飞镖很少有人折得非常规正,而钱学森在折纸飞镖这样的小事上都能开动脑筋,这也是钱学森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原因。

  1920年,钱学森9岁。他进入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。这所学校1955年10月改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,成为我们熟知的实验一小。

  1912年,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成立,当时的校址在琉璃厂厂甸。经过数年发展,1919年教学主楼——红楼落成,学校还新建了仪器馆、儿童图书馆。1920年钱学森到这所当时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小学就读。钱学森在这里度过了3年的小学时光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钱学森在这里就读时,也在这所学校任教,钱学森听过她宣传爱国主义的讲演。在钱学森的记忆中,的讲演非常出色。虽然邓老师不曾教过他的课,但是钱学森一直称为老师。

  1923年,12岁的钱学森升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。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现在简称为师大附中,这所中学的前身就是著名的五城学堂。

  清末,清政府推行学校教育,开办学堂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在琉璃窑旧址,开设五城学堂。任命陈璧为首任总督办。第二年,学校更名为五城中学堂。这所学堂是北京第一家官立中学,也是中国首次使用“中学”这一近代学校名称。1912年五城中学堂改名为“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”。

  上世纪20年代的师大附中学习环境非常好,是一块得天独厚的“培养天才的沃土”,这里有良好的校风、学风,正是在师大附中的学习,为钱学森以后的学习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  1955年,钱学森从美国回到北京后,马上来到师大附中看望老师们,他总是说:“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。在我一生的道路上,有两个高潮,一个是在师大附中,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。6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,对我的一生,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。”

  多年以后,l991年钱学森在被授予“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”称号的颁奖大会上讲话时,钱学森说:“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。我从1923年至1929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,当时附中的高中分文理科,我在理科,我今天说了,恐怕诸位还不相信,我高中毕业时,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。”钱学森常常说起,“上海交大4年,实际上就学了2年,后来考取公费留学,靠的主要是在师大附中打下的基础。”师恩难忘,在师大附中的6年中学生活,影响了钱学森一生。

  1929年秋,钱学森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,攻读铁道机械工程。在交通大学学习期间,钱学森的成绩遥遥领先。1934年,钱学森毕业,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赴美留学生。主持此项考试的叶企孙教授为了对付日寇侵华,在公费留学生的名额中增设航空门一个名额,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这仅有的一个名额。为了减少留学费用又提高出国深造青年的专业水平,叶企孙特意安排钱学森到清华大学进修一年的航空专业知识。

  钱学森又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北京,来到清华大学进修。钱学森考取的公费留学生,实际就是“庚子赔款留学生”。当时美国想通过这种办法培植亲美势力,但是实际上,通过庚子赔款出国深造的学生,学成后大多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。这些学生中有我们熟悉的竺可桢、茅以升、高士其、周培源、闻一多、费孝通、吴大猷等等。

  1935年,钱学森从上海乘船离开祖国时心中默默地说:“再见了,祖国。你现在混乱不堪,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,他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。”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,仅用一年时间就获得硕士学位。此后,他又到加州工学院师从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·卡门,获得博士学位。钱学森在美国20年间,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,成为火箭研究方面的专家。而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建设自己落后的祖国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钱学森想回到祖国,为国效力,但是却遭到了美国无理阻挠,在美国人看来,钱学森的价值抵得上五个师。因此他们对钱学森严加看管,甚至钱学森的一举一动都被特工监视,而钱学森每天想的事情就如何回到祖国。钱学森夫人蒋英回忆说:“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,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。可以讲,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。”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,钱学森将希望得到祖国帮助的信,写在香烟纸上。为了将这封信顺利寄出去,钱学森缠住监视的特工,由他的夫人蒋英偷偷将信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,要求转交给陈叔通副委员长。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,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,当天就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。周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,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,并对王炳南指示道:“这封信很有价值。这是一个铁证,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。你要在谈判中,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。”

  1955年9月17日,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!钱学森携带妻儿,终于登上了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轮船,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。

  钱学森回国后,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见,并委以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重任。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,中国导弹、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。

  钱学森筹备力学研究所时没有房子,只是在数学研究所的一角挤出了几间办公室,作为筹备处。钱学森的办公室里,放了一张旧办公桌,一张硬板床。平时钱学森就在这里住下。后来,在距数学研究所不远的宿舍区,钱学森一家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,于是钱学森一家就搬到了西郊的中关村科学城。这里虽然与美国洛杉矶的豪华别墅不能比,但是它却是钱学森自己的家。

  当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荒芜的农田,然而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,现在的中关村已成为中国首家高科技产业园区,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在这里把科技变成了生产力,这里已经成为了中华腾飞的平台。

  钱学森去世后,看到媒体报道,钱学森的家里摆设灵堂,供社会吊唁。于是在一个冬日的下午,我决定到阜成路钱学森的家去祭拜先生。

  我乘坐公交车来到阜成路8号院。8号院的大门,正对着公交车站马神庙。过去北京城里马神庙很多,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,很多马神庙都消失了。目前,城八区内可知大致方位的马神庙旧址有六处,现在这六处中只有海淀区的还保留着地名,就是阜成路上的这个马神庙。

  上世纪50年代末,钱学森就搬进了阜成路8号院,他的寓所在8号院的一栋咖啡色普通宿舍楼里。而钱学森从最初住到这里,直到他去世的五十多年间,一直没有更换过。虽然组织多次要为其调换,但钱学森都婉言谢绝了。

  我走进航天大院里,院子里一栋一栋的曾经是咖啡色的楼房,已经统一被刷成了红色,所有的楼都是一个样子,仿佛是复制出来的一般。从它们的建筑风格上我推断这些楼正是建在上世纪50年代,那个年代的特点深深地印在了建筑上。我顺着秋叶散落的林阴道,走向航天大院深处,钱学森生前所住的那幢红楼在午后的阳光下默默矗立。在钱学森所住的四单元门口,鲜花编织成的一个个花圈摆满门前。设在钱学森住所内的灵堂,迎来一批又一批自发前来吊唁的人群。大约20平方米的灵堂,满是翠柏、鲜花和花圈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“沉痛悼念钱学森同志”,横幅下方是钱学森的彩色照片。

  同样是这间客厅,正值英年的钱学森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日夜操劳。那时,钱学森每星期天也不休息,他除了给刚走出校门的青年“扫盲”,还要帮助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进修提高,以适应从事导弹研制工作的需要。每星期天下午,钱学森的寓所客厅里,五院的专家们陆续到来了,他们是钱院长请来的。钱学森要给他们上小课。许多年以后,钱学森回忆:“当时家属宿舍还没建好,科技人员只好每星期六下午,坐班车回到阜成路大院的家。于是我想了个办法,每星期天下午,把各个型号的技术负责人请到我的宿舍去讨论问题。总工程师们都畅所欲言,这对明确许多问题、解决问题,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。直到今天,我仍住在这几间房子里。它使我常常回忆起那个时代每星期天下午的会。”钱学森午后客厅的会议,使我想起了林徽因“太太的客厅”,那时才女林徽因在她家的客厅组织文学沙龙。而在钱学森的客厅,举行的是“科学沙龙”,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新中国的火箭、导弹事业,就是这样在钱学森的努力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的。

  我环顾着这间客厅,当年就在这间客厅,研制导弹、卫星的技术讨论方案,研究课题,中国导弹发射、卫星上天的设计图,许多都在这里新鲜出炉。而这间为创造新中国火箭、导弹事业而作出贡献的客厅,却是如此陈旧。

  看着这间钱学森式的客厅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这位把祖国、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,这位精忠报国、富有民族气节的“中国人”,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,回到自己的祖国,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,而他所为的就是祖国富强。我在想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钱学森这样的“中国人”坚持不懈的奋斗,我们的祖国才迎来了伟大的复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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